（通讯员 唐思雨）2024年10月21日下午，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荣休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学客座教授、享誉全球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应邀来到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进行了一场以“功利主义与动物伦理”为主题的对话（A Chat with Peter Singer: Utilitarianism and Animal Ethics）。本次活动吸引了校内师生的积极参与，由王爱菊教授主持，辛格教授的研究助理谢业辉老师参与讨论。

王爱菊教授简要介绍了辛格教授的学术背景及其在功利主义和动物解放运动方面的重要贡献。她特别提到，辛格教授的《动物解放》自1975年出版以来，对全球的动物保护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辛格教授首先回顾了功利主义和动物伦理的发展历史，从功利主义的基本理念切入，解释了功利主义与动物伦理的深层关系。他指出，功利主义不仅关注人类的幸福，还重视动物的福祉，因为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有感受痛苦和追求幸福的能力。辛格教授鼓励大家用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道德决策，并思考如何在减少痛苦的同时，最大化所有生命体的幸福。

关于utilitarianism的中文翻译

辛格教授与在场师生围绕几个核心话题展开了交流。比如，“utilitarianism”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他坦言，尽管“utilitarianism”一词的原意是追求最大幸福，但这个词翻译成“功利主义”，在中文语境中往往带有负面的计算性和功利色彩，常被误解为纯粹的利益计算，而忽略了其道德关怀的本质。有老师建议是否可以用“最大幸福主义”来替代“功利主义”。对此，辛格教授回应道：“虽然‘最大幸福主义’更贴近功利主义的本质，但它仍然无法完全捕捉功利主义的广泛内涵，尤其是其中关于痛苦的减轻和幸福的最大化。”他进一步补充道，翻译中的差异性是语言与文化碰撞的自然结果，但重要的是保持对原意的忠实理解。大家还探讨了“效益主义”和其他的译名是否贴切。

关于食物生产与动物解放的关系

接下来，讨论逐渐深入到更具实践意义的伦理问题。有同学提问：“在人类食品生产中，是否有可能完全消除对动物的依赖？”辛格教授对此表达了乐观态度。他介绍了当下科技进步对减少动物产品依赖的积极影响，特别提到实验室培育肉类和植物基食品的快速发展。他说：“虽然目前我们还依赖动物产品，但科技的进步正在为我们提供更多道德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动物解放不再仅仅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关于“人类至上”思想的反思

有同学提出了有关“人类至上”的问题：“功利主义是否挑战了人类作为道德中心的地位？”辛格教授回应道，功利主义确实反对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观。他认为，道德关怀不应仅限于人类，而应包括所有能感知痛苦的生命。他引用边沁的名言：“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思考，而是它们是否能感受痛苦。”这句话引发了在场师生的深思，尤其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重新评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

关于动物痛苦与人类愉悦的对比

在讨论过程中，有同学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人类因食用动物获得了愉悦，如何衡量这种愉悦与动物所承受的痛苦？”辛格教授引用了工厂化养殖中的例子，指出在这种模式下，动物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人类获得的愉悦却相对短暂且不必要。他认为，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减少痛苦，因此无法为这种以牺牲动物福祉为代价的快乐提供道德支持。另一位同学跟进提问：“既然如此，如何说服那些依赖肉类的人转向更具道德责任感的饮食方式？”辛格教授解释说，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伦理教育、政策改革和技术创新。他指出，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但通过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道德讨论，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减少对动物依赖的重要性。

关于植物意识与未来的伦理挑战

有同学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的小说《素食者》中的主人公通过拒绝食肉与社会规则抗争的行为，询问辛格教授对植物意识的看法。辛格教授坦言，植物意识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且尚未完全理解的领域，但他强调，伦理讨论应该不断演进。他鼓励同学们在学术研究中探索这些新兴领域，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在讨论的最后，辛格教授还提到了文学中的动物研究，谈到古罗马人阿普列乌斯所著的《金驴记》，故事讲述一位希腊少年由于迷恋巫术，误服魔药，变为一头毛驴，受尽磨难，阅尽人间万象，折射出作者对当时罗马社会中驴子的悲惨遭遇的同情。该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影响很大，塞万提斯曾在《堂吉诃德》中借用书中的部分细节。他认为，《金驴记》值得更为深入的研究。

随着讨论的结束，王爱菊教授再次对辛格教授表达了感谢，本次讲座圆满落幕。这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了功利主义和动物伦理，尤其是它在动物解放和道德决策中的实际应用，也为未来的道德实践和伦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